11月16日 星期一

十年离婚案件里,当事人的年龄与婚龄一起后移

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

两张表摊在桌上。左边是 2016 年的一份案件登记表,原告一栏多是三十岁出头的女性,婚龄一栏写着“3 年”“4 年”“5 年”,子女一栏填着“1 岁”“3 岁”。右边是 2025 年的统计表,栏目一样,内容换了:婚龄一栏出现“12 年”“15 年”“19 年”,年龄一栏出现“51 岁”“54 岁”,子女一栏有时写着“已成年”。

同一间办公室,来的人不一样了。把 2016 年至 2025 年的案件按性别、年龄、婚龄、城市四个剖面切开,能看到几条方向不同的线。它们合起来说的不是“离婚多了还是少了”,而是这件事落在了哪些人身上。

性别这一栏,十年几乎没有动

2016 年到 2025 年,我们经手的离婚案件里,女性作为原告的比例始终落在 57% 到 63% 之间。十年,一条窄带。中间发生过不少事:全国结婚登记从 1142.8 万对降到 676.3 万对,离婚冷静期落地,诉讼离婚占离婚总数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13.90% 升到 2023 年的 28.06%。这些变化都没能把这条线推出那个区间。

2025 年的分城市数据是:深圳 68.37%,上海 56.69%,北京 55.25%。广州另有一套口径——广州中院 2020 年发布的白皮书显示,2017 年至 2020 年上半年,广州两级法院离婚纠纷一审案件中女性原告比例约 63%。一个是律所样本,一个是法院统计,两个数字不宜直接相减。

先要说清这一栏量的是什么。它量的是“谁把诉状递进去”,不是“谁想离”,也不是“谁有过错”。起诉是一个程序动作,背后是时间、钱、证据、孩子的安排、对结果的预期,混在一起。把它读成道德判断,或者读成处境排序,都会读错。

比例稳定,说明的是这个动作的分工稳定。十年里,家庭分工没有发生足以改变它的变化:谁更清楚家里的账,谁更常与学校、医院打交道,谁更愿意为一件没有确定结果的事付出两三年时间。这些条件没有变,比例自然不动。

反过来,也有另一面。一方掌握主要财产信息、掌握经营流水时,未必选择起诉,可能先谈、先保全、先等对方开口。这类案件不进统计,却在实务里占着不小的分量。我们在办案中注意到,同一批当事人里,先提起谈判的和先提起诉讼的,往往不是同一类人。

还有一层与证据有关。起诉时手里有没有东西,决定了很多人的选择:银行流水能不能调、房产登记查不查得到、对方的经营收入有没有线索。手里空的人,倾向于先不打;手里有底的人,才敢把时间押进去。这条线反映的是信息获取能力,与性格无关,与谁更“占理”也无关。

再看城市之间的差距。深圳 68.37% 与北京 55.25% 之间差了十三个百分点左右,这个差距值得记录,但不宜过度解释。三地的案源结构、人口结构、标的类型都不同,这些因素会影响“谁先起诉”,也会影响“谁愿意请律师”,彼此缠在一起,单看一个比例分不出因果。后面会专门用一节处理这件事。

还有一层容易被忽略:走进法院的,本来就是少数。2024 年 351.3 万对离婚里,约 74.64% 是协议离婚。多数人没有进法院,是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。剩下那四分之一,是谈不成的、必须由法院给一个结论的。用这批人的构成去推断全部离婚人群,会失真。

所以这一栏的正确读法是:它描述分母的形状,不描述谁对谁错。女性原告占比十年维持在 57% 至 63%,可以确认的是这个区间本身很稳;不能确认的是“女性在婚姻中更弱势”这类结论——数据不支持,逻辑也不通。同样,也不能反过来说“男性更被动”。起诉与否是策略,不是判决书。

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这种复杂性。2021 年诉讼离婚 69.8 万对,创下新高,那一年正是冷静期实施的第一年。协议离婚的口子收窄,一部分原本会在民政部门解决的人转到了法院。这批人的进入,会同时改变原告比例、年龄结构和婚龄结构。统计上的位移,有时来自制度的路口,不来自人心。

年龄的重心在中间,两端在加厚

30 岁到 49 岁,是离婚案件里人数集中的一段。十年间这个区间占全部当事人的 70% 到 83%,均值超过 76%。四分之三的案子,当事人正处在这二十年里。

区间内部在移动。2016 年到 2022 年,30 至 39 岁占约 40% 到 68%,40 至 49 岁占约 11% 到 25%,两档之间有明显落差。2023 年之后差距缩小,2025 年基本持平。也就是说,四十岁出头那一段的人,占比追上来了。

另一头也在加厚。50 岁以上当事人占比,2019 年是 12.08%,2025 年是 22.52%。白皮书里另有一处表述,2020 年 12.2%,2024 年 15.3%。两组数字不完全一致,原因是统计口径:一处按案件计,一处按当事人计,一人多案的合并方式也不同。做趋势看,方向一致;做精确比较,需要回到原始口径。

这个上移不该被写成“中年危机”。它更像三件事叠在一起的结果。

一件是人口结构。30 至 49 岁本来就是结婚、生育集中的年龄段,案件自然堆在这里。分母的形状决定了分子的形状,这一层不需要解释。

一件是子女周期。孩子小的时候,很多夫妻把决定往后放;孩子中考、高考结束,家里突然安静下来,那件被搁了多年的事才被提出来。50 岁以上案件里,子女一栏常常是“已成年”或者空白,抚养争议退场,剩下的全是财产。

一件是财产成型。房子住到第十五年、第二十年,贷款还得差不多,产权清楚了;退休金、企业年金、保单现金价值开始有数;父母留下的房子可能还没分。可分的标的变清楚,争议才有落点。一套说不清权属的央产房,三十岁时没法分,五十岁时也未必能分,但至少知道该争什么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把准予离婚的情形列了五项: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;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、遗弃家庭成员;有赌博、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;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;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。条文还有两句常被引用:一方被宣告失踪,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,应当准予离婚;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又分居满一年、再次起诉的,法院应当准予离婚。

在 50 岁以上的案件里,被援引更多的是后两项。原因不复杂:这个年龄段的人,分居往往是既成事实,只是没有办手续;而“判不离之后又分居满一年”这一条,等于给第二次起诉留了一道明确的门。我们在办案中见过不少当事人,第一次起诉被驳回,之后就按这条时间线走,把日子过成证据。

三十多岁和五十多岁的当事人,坐到桌前说的第一句话就不一样。前者多问“孩子怎么办”,后者多问“这套房怎么算”。这不是心态差异,是人生阶段决定的争点顺序。

年龄上移还有一个容易被数据遮住的后果:时间成本。全国从起诉到取得生效离婚判决,平均耗时 1.3 至 2.3 年,复杂案件 3 年以上。一个 35 岁的人,等得起;一个 55 岁、父母尚在、自己要照顾老人的人,未必等得起。这个差别不写在统计表里,却实实在在影响当事人接受什么条件。

有一点需要提醒:年龄上移,不等于年轻人不离婚了。3 年以下婚龄的案件占比从 2016 年的 18.71% 降到 2025 年的 5.54%,看起来像“闪婚闪离”在减少。但这个数字的分母同时在缩——结婚登记十年降了四成,短婚龄的基数本来就小了。把占比的下降直接读成行为的变化,会得出错误结论。

婚龄从 6.2 年走到 9.8 年,是两个变量叠出来的

平均婚龄从 2016 年的 6.2 年,走到 2025 年的 9.8 年。多了三年半。

结构上的变化更清楚。3 年以下婚龄占比从 18.71% 降到 5.54%;3 至 5 年从 27.6% 降到 16.24%,两档加在一起,从接近一半降到两成出头。15 至 19 年从 7.1% 升到 12.18%;20 至 29 年从 13.88% 降到 7.38%;30 年以上从 6.19% 到 6.64%,基本持平。2025 年的分布里,6 至 9 年占 24.35%,10 至 14 年占 27.68%,两档合计超过 52%。

一头在缩,中间在鼓,长婚龄的峰值往前挪了一格。这个形状背后是两个变量,缺一个都解释不了。

第一个变量是结婚晚。2020 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是 28.67 岁,男性 29.38 岁、女性 27.95 岁;2010 年是 24.89 岁。1991 年到 2011 年,初婚年龄从 23 岁升到 25 岁,用了二十年;2011 年到 2020 年从 25 岁升到 28.67 岁,用了九年。另一个口径下,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 2015 年的 26.3 岁到 2025 年的 29.4 岁,女性从 24.9 岁到 28.6 岁。

结婚晚,直接后果是同一时点上,婚姻的“已存续年数”更短。一对 35 岁的夫妻,如果 25 岁结婚,婚龄十年;如果 31 岁结婚,婚龄四年。年龄一样,婚龄差了六年。

第二个变量是离婚晚。同一批人把离婚这件事推到了婚龄更长的位置:孩子养大、房子还完、父母送走,才腾出手来处理自己的事。这一层与前面年龄上移是同一件事的两面。

两个变量同向叠加,才会出现“年龄上移、婚龄也上移”。如果只有结婚晚,婚龄应该缩短;如果只有离婚晚,年龄上移而婚龄不变。实际数据是两条线一起往上走,说明两股力量都在起作用。把其中任何一个说成单一起因,都是简化。

婚龄这个数怎么算,也值得说一句。常见算法是用起诉日期减去结婚登记日期,取整到年。这个算法有两个毛刺:一是分居多年才起诉的,婚龄被拉长,实际共同生活的时间短得多;二是再婚的,只算本段婚姻,前面的不计。所以 9.8 年是一个程序意义上的长度,不是感情的长度。做趋势看没有问题,做个案判断要回到具体时间线。

长婚龄档位内部的重心前移,也印证这一点。20 至 29 年那一档缩了将近一半,15 至 19 年那一档涨了七成,峰值往前挪了一格。这与初婚年龄后移同向:晚结婚的人,在同一个日历年份上,婚龄分布自然更靠前。

短婚龄档位的下降还有另一种解释,需要单独说。3 年以下的案子,争议往往不大,财产简单,孩子可能还没有,往往在民政部门就能协议解决。冷静期实施后,协议离婚的总量下降、程序变长,但短婚龄案件的协议比例仍然高于长婚龄案件。这部分人里,愿意花钱打官司的本就少。所以 3 年以下占比降到 5.54%,一部分是行为变化,一部分是分流的结果。这两者分不开,只能并列陈述。

30 年以上婚龄的占比基本没动,6.19% 到 6.64%。这一档的基数小,单年波动大,不宜解读为“老年人离婚增多”或“没有增多”。数据能说的只有:它稳定。

城市之间差的是结构,不是风气

2025 年,女性原告占比在深圳是 68.37%,上海 56.69%,北京 55.25%。深圳比北京高十三个百分点左右。

短婚龄的差距更直观。2025 年,深圳结婚不满 3 年的离婚案件占比 8.16%,约为北京、上海的近 2 倍。

两个数字放在一起,只能说明一件事:三地的案件构成不同。至于为什么不同,数据本身不回答。

可以列出的口径因素有几个。深圳的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偏轻,外来人口比例高,近年登记结婚的数量占比大,短婚龄案件的基数自然大一些;涉港涉外案件体量大,内地与香港平行诉讼不罕见,这类案件的起诉决策会更早;股权、期权、虚拟财产在财产清单里占比高,谈判的复杂度上升,部分当事人会选择直接进入诉讼。这些因素并列存在,没有哪一个是主因。

北京的情况不同。政策性住房占比偏高,央产房、公租房、经济适用房里,未取得完全产权的房屋,法院一般只处置使用权。一套不能上市交易的房子,分割方案的空间很窄,谈判容易僵住,僵住就进法院。2025 年,北京涉及 3 套及以上房产的离婚案件比例超过 20%,这类案子的财产清单本身就长。

上海的特点是标的类型。股权、期权、信托、保险、知识产权、虚拟财产是主要争议标的,财产审查严格,财产申报制度落地严格。标的复杂,代理能做的事就多,费用与时间也随之上去。

广州的案子常呈“家族会议式”,一案可能牵涉兄弟姐妹、叔伯姑舅多人;城中村回迁房、宅基地、村集体股份分红、档口经营收益占比高;村居调解深度参与,诉前调解强制前置。天津的企业产、公产房、单位福利房、拆迁安置房占比高,国企职工家庭多,财产结构以房产、存款为主,高度倾向调解结案。

这些是城市底色,不是城市评价。任何一座城市的数字,都只描述这座城市里我们承办的那部分案件。

所以这一节不做排名。五地的案件放在一起看,能看出来的是类型差异:有的城市争产权性质,有的城市争标的估值,有的城市争家族内部的份额。差异落在案子上,是办案顺序的不同;落在当事人身上,是同一句“怎么办”得到不同答案。

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必须讲清。同一座城市,不同年份的波动可能很大;样本量小的年份,一个百分点的变化可能只对应几个案子。单年数据适合描述,不适合当趋势。跨城市比较时,如果两地的案源渠道不同——一处以诉讼为主,一处以非诉为主——比例差异里就混进了渠道因素。

五地的办案团队用的是同一套案件登记表,栏目一致,这是可比性的前提。但填表的人不同,字段松紧就不同:婚龄按起诉日算还是按立案日算,房产按套数算还是按权证算,一线经办人各有习惯。这些年在汇总时反复修正口径,才把十年的数据放在一条轴上。所以文中出现的每一个比例,背后都有一份口径说明,只是稿子里放不下。

所以“深圳 68.37%、北京 55.25%”这句话的正确用法是:记录差异,提示差异与人口结构、案源构成、标的类型有关。它不足以支撑“某地女性更愿意离婚”这样的判断。城市不背这个结论,数据也背不起。

来的人换了,案子的做法就得换

一个 51 岁的当事人坐到桌前,财产清单通常是这样:一套房,可能还有一套小的;一辆车;存款与理财;一方或双方的退休金账户;父母留下但还没分割的房产份额;偶尔有公司股权、保单、借给亲友的钱。清单长,每一项都要问三个问题:是不是共同财产,值多少,怎么分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给的顺序,是先由双方协议处理共同财产;协议不成,再由法院看财产的具体情况,按照顾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;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,应当依法予以保护。条文只有两句,落到案子上要处理的是评估、竞价、折价补偿、过户税费、贷款承接这一串动作。

长婚龄案件还有一个特征:财产与继承交织。房子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,父母一方已去世,遗产没分,离婚时这笔份额能不能处理、怎么处理,往往要先解决继承。北京把析产与继承合并审理做成常态,“析产继承”成了一个案由,原因就在这里。

短婚龄案件是另一套。争的东西小,但密度不低:彩礼返不返、返多少;婚礼筹备费用谁承担;婚前首付、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怎么算;父母出资是赠与还是借款。2024 年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明确了实际给付人、实际接收人均可作为诉讼当事人,也划了彩礼与一般赠与的边界:大额财物赠与、以结婚为目的的给付认定为彩礼,日常小额赠与、节日红包属无偿赠与。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的婚姻家庭编解释(二)一共二十三条,父母出资给子女买房算赠与还是借款,是其中一项重点。

抚养的位置也在变。婚龄短的案子,孩子小,抚养争议占比高;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,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,已满两周岁协议不成由法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,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。婚龄长的案子,孩子往往已成年,这一条用不上,争点全部转到财产。

程序上的差别同样明显。被告不同意离婚时,法院通常不在首次起诉时判离,当事人往往需要两次甚至三次诉讼。这条经验在长婚龄案件里更常见——一方不愿放手,或者不愿分财产,拖时间本身是一种策略。短婚龄案件的被告,反而更容易在第一次就把条件谈拢。

这些差别最后会落到一件很具体的事上:登记表的栏目在增加。十年前的表上,房产一栏写“有/无”;现在的表上,要写套数、产权性质、登记权利人、贷款余额、出资来源。十年前不问股权,现在要问持股主体、出资时间、是否代持。表格变长,是因为要处理的关系变多了。

两张表还摊在桌上。中间隔了十年。十年里,结婚的人少了,进法院的人没有少;来的人年龄更大,婚龄更长,要分的东西更复杂。这些变化不需要评价,只需要被看见——因为每一个走进来的人,都以为自己是个例外,而统计表告诉我们,他们是一群人里的一个。

数据说明

本文数据来自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(十年汇编版)》(家理律师事务所,2026 年),并参照国家统计、民政、司法公开数据。案件结构数据取自 2016 至 2025 年承办案件样本,累计超过一万件,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为主,属一线城市代理案件,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差异。部分年度口径不同,只作趋势描述。

作者: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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