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16日 星期一

原被告都请了律师的离婚案,已经占到六成

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

同一间法庭,原被告两侧各坐着一位手拿同一款文件夹的律师。开庭前十分钟,两人在走廊两头各自打电话,一个说“对方把那三笔转账的凭证交上来了”,另一个说“调解方案先别答应”。庭审开始,法官问双方是否同意调解,两位律师几乎同时侧过身,低声问自己的当事人。

走廊里那一幕,十年前少见。2024 年,本所承办的离婚案件中,双方均聘请律师的占 62.68%,女方聘请律师的比例是 88.54%,男方是 74.15%。数字背后是一个更朴素的变化:离婚这件事,正在从两个人之间的谈判,变成两套专业分工之间的对接。

原告席:先要把一件事写成一份诉状

2023 年,全国离婚总数中诉讼方式占 28.06%,2024 年约 25.36%。协议离婚仍是多数,2019 年、2020 年均超过 86%,2022 年是 72.94%,2023 年是 71.94%。进法院的是少数,但这少数在十年间换了模样。

2021 年是一个转折。离婚冷静期实施的第一年,全国诉讼离婚 69.8 万对,创下历史新高。冷静期给了三十天,也给了三十天里的变数:一方反悔、财产被转走、孩子被带走。原本会在民政部门签字了事的人,一部分转到了法院。原告席上坐的人,因此多了一层。

写诉状不是填表。诉讼请求要拆成几项:离不离婚;孩子归谁、抚养费多少、怎么探望;哪些是共同财产、怎么分;有没有过错、要不要赔偿。每一项后面都要有事实和证据撑着。请求写多了,证据跟不上,庭上会被一条条驳回;写少了,判完就定了,事后再想加,往往要另起一个案子。

诉讼请求还有一个隐性要求:可执行。写“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”,判完往往还要再来一次;写“某小区某号楼某室归原告所有,原告于判决生效后九十日内支付折价款若干”,才可能直接落地。写得细,要提前知道房号、面积、贷款余额、评估价,这些信息在起诉时未必齐全,于是有了“先起诉、后评估、再变更请求”的节奏。节奏一乱,审限就长。

管辖也要先看。被告住所地、经常居住地,涉外案件还要看境内有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。深圳涉港涉外案件体量大,内地与香港平行诉讼不罕见,一份诉状递到哪个法院,可能决定后面两年的节奏。

证据的门槛在这里。银行流水、房产登记、股权结构、对方的经营收入,当事人自己能拿到的部分有限。《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一条规定,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,可以查阅本案有关材料。这一条是代理制度在离婚案件里相当实在的一处:律师可以申请调查令去查不动产、查工商档案、查银行账户,当事人自己去,多半吃闭门羹。

保全也常在起诉前后发生。房产、车辆、账户,一旦发现对方有转移迹象,申请保全比事后追讨有效。深圳的财产保全申请通过率在五城中位居前列,律师调查令常态化,这两件事互为条件:能查到,才保得住。

保全有代价。申请要提供担保,申请有误要承担赔偿责任;账户冻结会影响对方经营,也可能影响抚养费的来源。这些权衡没有标准答案,取决于这个家庭的钱从哪里来。

还有一件常被忽略的事:原告找律师,很多时候不是为了“打”,而是为了“算清楚”。一套房值多少、贷款还剩多少、折价款拿不拿得出、孩子未来十年的教育开支大概什么水平。这些数字算不出来,谈判就没有底。我们在办案中见过不少当事人,进门第一句话是“我要让他付出代价”,坐了两小时,走的时候问的是“如果我只要房子,补偿款能不能分期”。

这句话的转变,就是代理在做的事。

这一段里还有一个常被跳过的动作:起诉前先谈一次。有些案子在立案前就谈成了,谈成的原因往往不是谁让了步,而是双方头一次看清对方的底线在哪里。诉讼是最后的手段,代理要做的头一件事,有时是告诉当事人“现在还不必起诉”。

被告席:不出庭、不同意、拖时间

被告席上的选择,比原告席少,也更被动。

收到起诉状副本,答辩期是十五日。十五天里要弄清对方主张了什么、自己有哪些材料、要不要提反诉、要不要申请调查取证。一个人如果没请律师,这十五天大概率用来生气。

被告通常有三种反应。一种是到庭应诉,逐项回应;一种是不出庭,认为“我不去,这婚就离不成”;一种是到庭但明确不同意离婚,把希望放在法院不判离上。

被告的位置还有一个特点:他面对的是一份已经写好的诉状,事实、请求、证据目录都摆在那里,自己要从零开始搭一套回应。搭得起来,庭上就有来有回;搭不起来,整场庭审就变成对方在陈述、自己在否认。

这十五天里要做的事,列出来并不复杂:核对送达材料是否齐全;判断受理法院有没有管辖权,有异议的在答辩期内提出;把自己手里的证据整理成清单;评估对方诉求里哪几项可以接受、哪几项必须争;决定要不要反诉——对方主张分割存款,自己主张对方返还婚内大额转出的钱,就是常见的一组。

第三种反应有法律依据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九条规定,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,应当进行调解;如果感情确已破裂,调解无效的,应当准予离婚。条文列了五项情形,其中“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”和“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”,是实践中常被援引的两项。被告不同意,法院又认定感情尚未破裂的,判决不准离婚。

这条路径的代价是时间。全国首次起诉判离率在 15% 到 18% 之间。也就是说,八成以上的第一次起诉,拿不到离婚判决。从起诉到取得生效离婚判决,全国平均耗时 1.3 至 2.3 年,复杂案件 3 年以上。

时间对双方的意义不一样。原告想快,被告未必。有的人是情感上不接受,有的人是财产上没准备好,有的人只是不愿意在“谁对谁错”这件事上认账。拖一年,房价可能变了,公司可能分红了,孩子可能过了某个年龄段,谈判的筹码就换了一手。

缺席还有一种变体:人到庭,但不说话,或者只说“不同意”。在法官看来,这等于没有答辩,财产范围、子女安排都要靠法院依职权查明。查得清楚,判决照下;查不清楚,案子可能拖到第二次开庭。

不出庭是另一回事。缺席不等于自动判离,法院仍要审查感情是否破裂、财产范围是否清楚、子女安排是否妥当。缺席的被告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机会,判决照样可能对他不利。这一点常被误解,很多人到这里就卡住了:以为不去就没事,结果判决书送到手上才发现财产已经分完。

2024 年,男方聘请律师的比例是 74.15%,低于女方的 88.54%。这两个数字说的不是原告与被告,男当事人也可能是原告。它只说明一件事:在进入代理关系的意愿上,男女两侧存在差距。差距从哪来,数据不回答。案件记录里,男方在应诉阶段自行出庭的情形更多,理由通常是“没什么可争的”“房子本来就是我的”“去了也是走个程序”。

应诉的一方还有一层成本,不在账面上:他要在十五天里决定,要不要把过去十年的账翻出来。翻,意味着把家里的存款、亲戚的借款、公司的流水都摊在法庭上;不翻,意味着接受对方的版本。这个决定跟性格有关,也跟一个人有没有人可以商量有关。

程序不走,权利就落在纸面上。

两侧都有律师:争点变窄,谈判变难也变可能

62.68% 这个数字,是 2024 年本所离婚案件中双方均聘请律师的比例。十年前的同一口径没有公布,但从案件记录看,那时候一方有律师、另一方自己来的情形更常见。

两侧都有律师,先变化的是语言。“你对不起我”会变成“这三笔转账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”;“孩子必须跟我”会变成“过去三年谁接送、谁开家长会、谁在孩子生病时请假”。情绪没有被否定,只是被翻译成可以举证、可以裁判的命题。

翻译之后,争点会变窄。一个离婚案的事实可能有上百条,真正影响判决的往往只有几条:房是谁买的、钱从哪来、孩子跟谁生活更稳定、有没有法定过错。争点窄了,庭审就短,判决理由也更容易写清。

变窄也有代价。有些东西被翻译掉了:一句道歉、一个态度、一场没有结果的解释。这些在法庭上不是诉求,写不进判决主文。当事人有时会觉得“说了等于没说”,这种落差是代理结构带来的,不是律师不尽力。

第二个变化是证据规范。双方都懂规则,举证期限、证据形式、质证意见都按规矩来,庭上少了突袭,多了来回。这一面对案件质量是好事,对时间是负担:一份银行流水的调取可能要几周,一份房产评估要几个月。

第三个变化在调解。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把调解写成了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,法官在庭前、庭中、庭后都可能组织调解。2024 年本所调解结案占比 59.64%,2025 年是 55.37%。双方都有律师的案子,调解谈得更细:付款节点、过户时间、违约金、探望的接送地点,一条条落在纸上。

谈得细,谈成的难度反而可能下降。原因不复杂:口头的答应容易被反悔,可执行的条款才有人敢签。两位律师把“我以后会给你”改成“2027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,逾期按日万分之五计”,这份协议才站得住。

也有可能谈不成。立场一旦由专业人士固化,退让就需要理由;两位律师各自向当事人交代,谁也不愿意先松口。诉讼成本上升,有时会把本来能谈的事推到最后一次庭审。

成本的构成也值得说清。代理费之外,还有评估费、公证费、保全担保费、诉讼费,复杂案件可能还有审计费。这些支出与争议标的挂钩:标的大,支出高;标的小,支出占争议金额的比例反而上升。对一套房的家庭,这笔钱算得出来;对只有存款和一辆车的家庭,它可能改变当事人要不要打这场官司的决定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七条规定,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;协议不成的,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,照顾子女、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。双方律师围绕这一条打的,往往不是“分多少”,而是“哪些进盘子”:一方主张某笔钱是父母赠与、属于个人财产,另一方主张是共同财产的转化;一方主张公司股权按出资额算,另一方主张按评估值算。盘子的大小定下来,比例才有意义。

流程化在这里显出手艺。家理把案件拆成 35 个标准化步骤,从首次面谈、材料清单、证据目录,到庭前模拟、判后执行,每一步有交付物。流程决定不了结果,但能让两位律师在同一张桌子上,用同一套语言讨论同一件事。

没有人代理的那一侧

六成双方都请了律师,反过来说,接近四成的案子里,至少有一方是自己出庭的。这个比例没有单独统计,但从 62.68%、88.54%、74.15% 三组数字的位置可以看出,它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自己出庭的人,面对的是同一套程序:举证期限、证据交换、质证、辩论、上诉期。规则不会因为没人代理而放松,法官会释明,但释明不能代替准备。一份该在庭前提交的流水,庭上才拿出来,可能不被采纳;一个该申请调查的账户,判决后再想查,要另案处理。

公共法律服务在补这个缺口。2024 年,全国仅未成年人家事维权法律援助案件就达 18 万件。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率从 2016 年的 52% 升到近年的 77.6%,申请门槛在降低,法院依职权调查的力度也在加大。2024 年,全国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3.7 万份,2025 年是 2.3 万余份。这些数字说明,家事案件里“国家在场”的部分在变厚。

法律援助有门槛。经济困难、案件类型符合、材料齐全,三个条件缺一不可。家事案件里,未成年人维权、老年人赡养、家暴受害人,是覆盖较多的几类;普通的离婚财产分割,能获得援助的相对少。这是制度设计的取舍,不是疏漏。

地方法院的做法也有差别。广州实行诉前调解强制前置,家事调查员制度应用广泛,一案可能牵连兄弟姐妹、叔伯姑舅多人,村居调解深度参与;上海依托数字法院系统实现关联案件协同审查,财产申报制度落地严格;天津高度倾向调解结案。这些安排让没有代理的当事人少走一些弯路,但它们是补位,不是替代。

法院的释明也在补位。争点归纳、举证指引、风险提示,法官在庭上会讲;但释明有边界,不能替一方举证,不能替一方谈判,也不能告诉当事人“你应该接受这个方案”。这条边界守住了,程序才中立;守得太紧,没有代理的一方就容易落在后面。这是家事审判里一个长期的难题。

没有代理的当事人,常见的失手不在“不懂法”,而在“不懂程序”:证据在开庭当天才拿出来,证人没有提前申请出庭,鉴定没有在期限内提出,上诉期过了才想起来不服。这些环节跟法律知识关系不大,跟有没有人提醒关系很大。

还有一类当事人容易被忽略:标的不大、情绪很重、坚决不要律师的。他们要的不是一份精细方案,而是一个说法。这类案子在调解里反而容易成——法官把话讲透,当事人把气出完,条件就松了。代理率低,不等于处理得差。

差距仍然在。取证的差距、谈判的差距、对判决预期的差距。一个能申请调查令的律师,和一个只能自己跑银行的当事人,拿到的材料不在一个量级。这个差距不需要夸大,也不该被忽略。它指向的不是“必须请律师”,而是程序的可及性——法律援助的覆盖面、法院的释明质量、诉讼服务的便利程度,决定了这个差距会不会变成结果上的差距。

我们在办案中注意到一个细节:自己出庭的当事人,往往在最后陈述阶段才说出真正在意的事。那时候,争点已经定了,证据已经质证完了,说什么都晚了一步。代理的价值,有一部分就是把这句话提前到第一次面谈。

86.06% 的分母:样本、口径与不能说的话

2025 年,本所代理案件首次起诉判离或调离的比例是 86.06%。同一组数据在前几年是:2021 年 76.92%,2023 年 87.95%,2024 年 85.82%。放在全国首次起诉判离率 15% 到 18% 的背景下,两个数字差得很远。

这四年里,76.92% 到 87.95%,起落十一个百分点。单看一年,很容易得出“水平提高了”或者“水平下降了”的结论;四年连起来看,它更像一条在八成五附近波动的线。年际波动与案件结构有关:某一年多几件复杂案件,比例就下来;某一年多几件双方都想离的案子,比例就上去。

这个差距要先说清分母。

一层是样本。这些案件集中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,属一线城市代理案件。城市之间的司法环境、案件类型、财产结构都不同,一线城市的案子不能代表全国,尤其不能代表县域法院。

二层是案源。走进律所的当事人,多数已经决定要离,也已经做过一轮判断:证据有没有、对方什么态度、孩子怎么安排。委托之前的那道筛选,本身就把“判不离”的一部分案件挡在了外面。

三层是口径。86.06% 是“判离或调离”的合并数,不是判决离婚的比例。调解结案在统计上计入其中,而调解结案的案子,2024 年占 59.64%,2025 年占 55.37%。调解离婚与判决离婚,法律效果接近,过程完全不同:一个是谈出来的,一个是判出来的。

还有一层容易被误读:这个比例是“首次起诉”的口径,不含二次、三次诉讼。一个当事人前后打了两次官司才离成,在分母里算一件案子,在过程里是两年。比例描述的是结果,不描述路径。

四层是归因。白皮书把差异归到四个维度:证据组织、诉讼策略、调解技巧、地域司法环境。四项都不是“请了律师”这一个动作,而是这个动作背后的一整套准备。

所以这句话不能说:请了律师就能离。判离的实体条件写在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九条里,法院审的是感情是否确已破裂,不是谁的准备更充分。代理能做的是把事实讲清楚、把证据摆整齐、把可谈的空间找出来,能不能判离,由法院依法认定。

也不能反过来说:不请律师就离不了。大量没有代理的案件同样得到了处理,法律援助、法院释明、调解组织都在起作用。代理率的高低,反映的是服务市场的分布,不是正义的分配。

真正值得关注的,是这组数字背后的结构变化。每年约有 200 万件一审婚姻家庭、继承纠纷审结,在全部一审民事案件里占约 12%。这是一个体量很大的领域,而专业服务的分布并不均匀:一线城市、标的较大的案件,代理率高;县域、标的小的案件,代理率低。这个不均衡不是某一方造成的,它跟法律服务资源的分布、当事人的支付能力、案件的复杂程度都有关系。

代理率大概还会往上走。案件更复杂,程序更细,当事人对结果的预期更高,这些都是推着人去找专业帮助的力量。与此同时,法律援助、法院释明、调解组织在补另一侧。两条线一起走,“同样的事实得到同样的对待”才有落点。

这句话不是结论,是一把尺子。量的是程序,不是人心。

数据说明

本文数据来自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(十年汇编版)》(家理律师事务所,2026 年),并参照国家统计、民政、司法公开数据。案件与代理结构数据取自 2016 至 2025 年承办案件样本,累计超过一万件,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天津为主,属一线城市代理案件,与全国水平存在差异,判离比例不宜横向比较。

作者: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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