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月16日 星期一

调解成为主流之后,离婚官司在四个节点上被谈成

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

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调解室,桌上摆着两杯没动过的水。上午九点十分,两个人各坐一端,中间隔着一沓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。调解员没有先谈钱,问了一句:孩子今年几年级。

四十分钟后,两个人第一次同时抬头。谈的已经不是“离不离”,而是“周三谁去接”。

这样的场景,这些年出现得越来越频繁。2020 年到 2023 年,全国法院一审离婚纠纷的调解结案数从 44.11 万件增至 76.31 万件,增幅 73%;调解率从 35.53% 升到 50.21%。一半以上的离婚官司,最后不是判下来的,是谈下来的。

立案前:门还没进,话已经开始谈

一段婚姻要结束,通常有三条路。协议离婚去民政部门,有 30 日冷静期,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七条写得很清楚;诉讼离婚到法院立案;还有一条介于两者之间——诉前调解。

诉前调解的位置很特殊。案子还没立案,没有案号,没有承办法官,法院把纠纷委派给人民调解组织、行业调解组织或者驻院调解员。谈成了,出调解协议,其中一部分可以申请司法确认;谈不成,转立案,从头走诉讼程序。对当事人来说,这一步几乎不产生诉讼费,时间也短。

流程听起来简单,走到里面全是细节。材料递进去,先做一次分流:涉及家暴、抢夺藏匿子女、一方下落不明的,一般不往调解走,直接立案;其余的先编“调”字案号,分配给调解员。调解员可能是退休法官、社区干部、律师,也可能就是法院的书记员。第一次联系通常是电话,问三个问题:愿不愿意谈、对方能不能联系上、有没有孩子。

很多人到这里就卡住了。有人以为接了调解电话就等于起诉了,其实没有;有人以为拒绝调解会得罪法院,其实也不会,拒绝是权利,登记一下转立案即可。还有人担心谈了会拖时间——诉前调解有期限,谈不成会转出,不会无限期挂着。

广州把这一步做成了前置程序。据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(十年汇编版)》,广州对家事纠纷实行诉前调解强制前置,村居调解深度参与,调撤率在五城中位居前列,家事调查员制度的应用也比较广。天津的路径不同,没有这么强的前置要求,但司法实践整体上高度倾向调解结案。上海 2025 年离婚案件调解率 62.32%。三个地方,三种做法,背后是纠纷结构、社区组织发育程度、法院案件压力的差异。这里只陈述事实差异,不作水平比较。

把时间拉长,会看到一条先降后升的曲线。把时间拉长看,这条线在 2012 年是 49.22%,六年后落到 34.17%,2019 年起又慢慢爬回来。六年向下,五年向上,起点和终点差不多,中间的性质变了。2012 年的调解,更多带着“劝和不劝离”的思路;2020 年以后的调解,越来越多地承认“离”这个前提,把谈判集中到离了之后怎么安排。

我们在办案中注意到一个细节:这几年愿意走进调解室的当事人,往往不是态度软了,而是算过账了。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评估费,一到两年的周期,再加上首次起诉判不离的概率,这笔成本摆在面前,很多人会重新估算“争一口气”的价格。

据白皮书,家理承办案件的调解结案占比 2024 年为 59.64%,2025 年为 55.37%。代理律师深度介入的案子,这个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原因不神秘:争点被提前整理过,双方的底线被摸过,谈判桌上的信息不对称少了。

立案前的这一步,解决的其实是最难的一件事——把“要不要打”变成“怎么谈”。

庭审中:法官坐在什么位置上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七十九条有一句常被跳过的话: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,应当进行调解;感情确已破裂,调解无效的,应当准予离婚。注意顺序,先调解,调解无效,才进入判离的判断。调解不是可选项,是法定动作。

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六条把边界画在三个词上:自愿、事实清楚、分清是非。自愿排在前头。法官不能压着当事人签字,也不能拿“判得更差”去换一份协议。事实清楚是前提,事实没查清就撮合,等于把争议往后推了半年。

实务中,庭审调解通常不在开庭一开始,而在举证质证之后。原因很实在:证据摆完,双方对“法院可能怎么认”有了大致判断,预期开始收敛。开庭前十分钟的调解,多半是各说各话;质证之后的调解,才谈得上数字。

这里有一处长期存在的讨论:主持调解的法官,和之后写判决的法官,要不要分开。调审合一效率高,法官熟悉案情,谈得准;分开更纯粹,调解者手里没有裁判权,当事人少了顾虑。各地做法不一,多数还是合一。真正的约束不在形式,在告知——法官需要让当事人明白,不同意调解,不会因此在裁判中吃亏。

一个常被误解的点:法官积极调解,不等于偏向某一方。家事法官一年经手的案子多,调解并不比判决省时间,一场谈三个小时是常事。他们愿意谈,多是因为判下去之后,探望、抚养费、财产交付还要回来。

首次起诉判不离的比例长期在 15% 到 18% 之间。这个数字对庭审调解的影响很直接:原告知道自己大概率要等半年再起诉,被告知道自己大概率还能再拖一段。双方的时间成本被拉平,谈判空间就出来了。很多案子是在这个节点上第一次真正谈钱。

律师在庭上的作用,这个阶段最明显。不是替当事人吵架,而是把情绪性的诉求翻译成可执行的条款。“我要孩子”背后是抚养权、抚养费、探望安排、学区房落户四件事;“房子归我”背后是产权、贷款余额、折价款期限、过户税费。翻译得越细,谈成的可能性越大。

翻译之外还有一层工作,是把当事人的“底线”和“想要”分开。庭上说得最响的,往往不是最在意的。有人咬着房子不放,实际在意的是孩子能不能继续在这个学区读书;有人坚持要一笔补偿,实际是要一个“这些年没有被白耗”的说法。找到后者,方案就容易设计——房子可以给对方,学区使用和居住期限写进协议;补偿可以少一点,但支付期限缩短。

反过来说,翻译得粗,就会留下一堆日后要重新起诉的尾巴。有的人为了尽快签字,同意“财产另行协商”,四个字写进协议,等于把一场官司推迟了三年。

调解的技术没有秘密,无非是把争点排序,先谈容易的。存款怎么分、车归谁,通常十分钟能定;房子和孩子的探视,可能谈三个小时。先易后难有个好处:谈成几项之后,双方会形成“这件事能解决”的判断,剩下的一项不容易谈崩。

也有法官用“背对背”的方式,两边分别谈,来回传话。这种方式效率高,但要求调解者对双方的真实预期有准确判断,否则容易变成各说各话的加价。当事人需要注意的是,背对背传话时,自己说的话可能被转述,重要的条件宜写成书面方案,由调解者原样转交。

判前:一份协议要装下多少件事

辩论终结、宣判之前,是调解的第二个窗口。这个时候判决书可能已经写好,只差盖章。承办法官把双方叫回调解室,说一句“再谈谈”,往往是最后一次机会。

判前调解谈的不再是原则,是条款。一套房子归谁、折价款多少、什么时候付、付到哪个账户;一辆车谁开、剩余贷款谁还;存款怎么分、理财什么时候到期;股票、期权、公积金、企业年金怎么处理;债务哪些是共同的、哪些是一方的。每一项都要落到能操作的程度,否则协议就是一张写着心愿的纸。

子女条款最容易被写空。“随时可以探望”,这五个字在执行阶段几乎无法落地。几点接、在哪接、接到哪里、过不过夜、寒暑假怎么分、春节归谁、能不能带孩子出市出省、对方陪不陪同,都要写。写得越具体,日后吵架的次数越少。

据白皮书,离婚案件中探望权的约定率从 2016 年的 41.98% 升到 2020 年的 64.60%,2021 到 2023 年保持在 55% 到 60%,2024 年 73.23%,2025 年 70.71%。十年间从四成出头升到七成上下。这个变化说明,协议的重心已经从“离不离”移到“离了以后怎么过”。
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零八十四条把两周岁以下的孩子原则上判给母亲;已满两周岁,协议不成由法院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;已满八周岁,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。调解的空间在中间那一段,两周岁到八周岁。这一段恰恰是争议最集中的:2025 年 2 至 8 周岁的抚养权争议占 50.22%,常年在一半以上。

据白皮书样本,2025 年母亲直接抚养占 64.57%,父亲抚养 23.62%,双方分别抚养 7.48%,共同抚养 4.33%。前两项合计 88.19%。绝大多数案子里,抚养权有明确归属,另一方通过抚养费和探望参与。协议要处理的,正是这条“参与”的通道。

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常被忽略:协议里能不能写违约条款。约定逾期支付抚养费按日加收违约金,通常可以,属于对履行方式的约定;约定“一次不配合探望就扣减下月抚养费”,则要谨慎。抚养费是子女的权利,不宜当作对另一方的惩罚工具,法院在审查时也可能不予确认。

容易漏的还有几项:保险的投保人和受益人要不要变更;公司股权怎么处理,分红归谁;宠物由谁养、另一方能不能探视;婚礼彩礼、金饰、老家的宅基地房屋要不要一并写清;一方父母的出资,究竟是赠与还是借款,要不要在协议里定性。这些项目单笔金额可能不大,搁置下来都会变成下一场官司。

调解书经双方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,与生效判决的效力相同,可以作为执行依据。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,以为“调解的没有判决硬”。恰恰相反,调解书里写了什么,执行阶段就只能执行什么;判决书没写清楚的,还能通过补充判决、执行异议去争取,调解书的空间更小。

它还有另一个特点,签字之后才会显现:不能上诉。判决不服可以上诉,调解书送达签收即生效,救济途径只剩申请再审,门槛高得多。所以签字之前逐条读一遍,实际是一次不可逆的决定。

执行前:纸上的权利能不能落到地上

调解书生效,案子结了。但对不少当事人来说,麻烦从这一天开始。

自动履行是常态,这一点应当承认。多数人签字时是打算履行的,尤其是涉及孩子的安排,违约的成本不只是钱。但执行案件的存在也说明,相当一部分协议最终要靠强制力兑现。

探望权的执行最特殊。它不是给付金钱,没法查封,也没法扣划。北京的做法是,当事人可以申请《探望权协助执行通知书》,由法院联动学校、社区,把“什么时候来接孩子”变成一个有第三方见证的动作。这类通知书的作用不在惩罚,在固定事实:谁没来,来了被谁拦在门外。

抚养费的执行相对成熟。在深圳,拖欠抚养费的人可能被限制高消费、列入失信名单,这类手段在五城里用得比较靠前。网络查控能把存款、车辆、证券和网络资金过一遍,工资还能按月扣。真正难的是对方没有固定收入——个体经营、自由职业、现金结算,账面上看不到钱。

所以条款要往“可执行”上写。给付内容、金额、时间、方式、收款账户,一样不能少。房产过户要写明配合办理的期限和不配合的后果;户口迁移要单列一条,因为户口不属于法院判决和执行的范围,只能靠约定加违约责任;贷款没还清的房子,要写清谁继续还、提前还款的钱从哪来、银行不同意变更主贷人怎么办。

还有一个细节:给付义务可以与“加速到期”绑定。比如约定抚养费按年支付,任何一期逾期超过一定天数,剩余部分全部到期。这类条款在实务中越来越常见,作用是防止“每月拖一次”。

执行阶段有一个反常识的地方:调解结案的案子,申请执行的比例未必低于判决结案。调解协议是双方妥协的产物,履行意愿并不天然更强;有的当事人签字的时候就想好了要拖。这一点常被忽略——调解解决了“怎么定”,没有解决“怎么兑现”。后者一半靠条款设计,一半靠执行环节的持续压力。

申请执行有期限,一般是两年,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间最后一日起算。这个期限不少人错过:以为案子结了就可以慢慢等,等想执行时已经过期,只能另行主张。分期履行的,从最后一期届满起算;约定“随时履行”的,从文书生效之日起算。

执行不能的情况也要有心理准备。对方名下没有房产、没有车、没有存款,工资发现金,法院查一圈,结果是“终结本次执行程序”。这不是结案,是暂停,日后发现财产可以恢复执行。但现实里,很多人的抚养费就是卡在这一步。

所以判前谈判时,能拿到的当期给付,比纸面上更高的数额更有意义。有人坚持每月多要几百元,对方无力支付,两年后累积成一笔执行不了的欠款;有人退一步接受较低的数额,换到一次性支付一年或者以房款折抵,反而落袋。这不是劝人让步,是把“账面金额”和“实际到手”分开算。

执行阶段还有一条路叫和解。分期付、以物抵、由亲属担保,都可以写进执行和解协议;对方按约履行一段时间后,可以申请暂缓或者解除限制措施。和解不是放弃权利,是把一次性的强制,换成长时间的履行。

谈不成的那些案子:边界在哪里

调解有它够不着的地方。这不是能力问题,是纠纷性质决定的。

头一种,一方根本不同意。这里的“不同意”不是讨价还价,是从头到尾拒绝沟通、拒不到庭、拒绝任何方案。继续调解可能出现两种坏结果:一是久调不决,案子拖过审限;二是勉强签下一份并非真实意思的协议,事后反复申诉。自愿原则决定了调解的起点。

第二种,需要查明身份关系。婚姻是否有效、亲子关系是否存在、有没有重婚,这类事实不能靠双方“达成一致”来确认。身份关系涉及公共秩序,法院必须依职权查明,当事人自认也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依据。

第三种,可能损害未成年子女利益。实践中见过这样的方案:一方放弃抚养费,换取对方在房产分割上的让步;或者一方以“不再探视”换取一次性补偿。表面上是成年人的自由处分,处分的其实是孩子的权利。抚养费请求权的权利人是子女,不是直接抚养的一方,这类条款即便签了,子女日后仍可另行主张。

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,核心就是这三点:是否自愿,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,是否损害国家利益、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。审查不通过的,不能出调解书。

继承案件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反例。

继承纠纷的调解结案占比,2016 年是 62.35%,判决结案 21.89%;到 2024 年,调解降到 47.49%,判决升到 31.65%。八年时间,调解少了近十五个百分点。拆开看更清楚:法定继承案件的调解结案长期占 59% 到 76%,判决占比从 2016 年的 15.35% 升到 2024 年的 20.89%,仍然不高;遗嘱继承案件反过来,2024 年判决 40.20%,调解 38.62%,判决超过调解。两类案件的调解率差距在 2022 年达到 26.7 个百分点,2024 年仍相差约 23 个百分点。

原因在案子的结构。

法定继承争的是份额。一套房子、一笔存款,在几个继承人之间怎么分,从零到全部是一条连续的线。谁多谁少,可以四舍五入,可以用折价款找平,可以用居住安排置换。有公约数,就谈得成。

遗嘱继承争的是效力。一份遗嘱,要么有效,要么无效,中间没有“六成有效”这种状态。签名是不是本人、日期有没有写、见证人够不够格、立遗嘱时意识是否清楚,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两个。答案一旦落定,份额随之确定,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。

这就是继承案件调解率下降的实质:涉遗嘱的案子在变多。据白皮书,家理承办的继承案件中,涉及遗嘱的比例从 2017 年的 16.7% 升到 2024 年的 46.79%。接近一半的案子里,桌上摆着一份或几份遗嘱。争“算不算数”的案子多了,争“分多少”的案子占比就小了,整体调解率自然往下走。

继承人往往不止两个,是兄弟姐妹、继父母子女、代位继承人。人数一多,诉求不连续,谈判的组合难度成倍上升。一套房子给谁,背后是“谁在老人最后那几年出现过”这笔情感账,这笔账没法用钱找平。

所以调解率的上限,不是努力程度定的,是纠纷结构定的。上海的 62.32%、广州的诉前前置、天津的调解倾向,都是各自纠纷结构下的结果,很难简单移植。

回到那间调解室。两杯水最后有没有被喝掉,其实不重要。重要的是,谈成的那份协议里,每一句话日后都能被执行;谈不成的那部分,法院能给出一个清楚的答案。调解成为主流方式,真正改变的不是结案数字,是当事人对“官司”这两个字的预期——它不再只是一场胜负,也可以是一次把日子重新安排清楚的谈判。

数据说明

本文数据引自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行业白皮书(十年汇编版)》(2026 年)所整理的全国司法公开数据、民政统计数据及 2016—2025 年承办案件样本,地方做法来自白皮书城市观察章节。律所样本以一线城市、委托代理案件为主,与全国总体存在结构差异,文中调解结案占比不宜直接外推;各地统计口径与年份跨度不一,跨年比较只反映方向。

作者:家理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研究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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