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 | 高见Pro
一级市场最古老的一个制度难题,被英伟达重新点亮了。
11月12日,英伟达宣布黄仁勋辞去总裁、CEO及董事会成员职务,即刻生效。首席财务官科莱特·克雷斯出任临时 CEO,董事会同步启动正式 CEO 遴选程序。
往前推,11月6日前后黄仁勋被爆出与英伟达客户Megaspeed前高管黄乐存在亲密关系;11 月 8 日,黄仁勋在英伟达官网发出致员工信,承认婚外情并道歉;同日董事会宣布启动独立调查。此后,据相关报道他与英伟达员工也存在亲密关系。
从事件披露到黄仁勋离任,不到一周。这起事件把一个更普遍的空白摆到了台面上:英伟达从没有二号位。
英伟达组织扁平到几乎没有中间层。约60名高管直接向CEO汇报,没有公开的继任计划。如今临时班底已经就位,但这门拖欠了 33 年的课能否在一夜之间补上,没有人敢打包票。
「高见Pro」更为关注的是,同一道考题,在一级市场更早被提出,也更难回答。
GP在募资时,有LP 会问出那个听起来有些“冒犯”的问题:“二号位”是否存在,由谁担任?如果你明天离开,这家机构还剩下什么?大多数答案,会停留在头衔上。
在创投发展史上,不同机构用不同组织形态来回应“二号位”问题。双核、大内总管、强梯队、投委会,每一种形态,都是一代创始人在某些约束条件下,给出的最适合自身机构演进的答案。
但真正的问题是:中国的投资机构,到底需不需要二号位?
一级市场的”二号位”长什么样
在一级市场,随着机构演进和团队传承,管理层也在变化。基于机构历史与长期形成的核心格局看,投资机构的二号位,大致有四种形态。
第一种,搭档共治型。
经纬创投有张颖与徐传陞,五源资本有刘芹与石建明。在搭档共治型结构中,机构有两个”最高决策者”。
通常情况下,两人分工会较为清晰。比如,一位对外,负责品牌、募资与LP 关系;一位对内,负责投资节奏、投委会与项目管理。机构不同,具体分工或有差异。
同一时间,两人天然互为备份,交接成本最低,这是最朴素的风险对冲。但另一面,对于权责边界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,多数机构会用“行业分工”来绕开,但绕开不等于解决。
当两人意见相左时,如何解决是个艺术。另外,如果其中一位公众影响力远高于另一位,在事实上或会收敛为”一个明星 + 一个影子二号”,并行备份关系很容易退化成主从关系。
第二种,“大内总管”式二号位。
全球范本是黑石。乔纳森·格雷(Jon Gray)是黑石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,他1992年大学毕业后以分析师身份加入黑石,2018年出任黑石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。在黑石内部,他被视为苏世民的“准接班人”。
国内最接近这个形态的是高瓴。高瓴的创始人兼最高负责人是张磊,创始合伙人、联席首席投资官易诺青是明面上的二号位。他与张磊的渊源可追溯到1995年两人在五矿集团共事时期,2005年张磊回国创办高瓴时,易诺青应召加入。在特定核心领域,尤其是生物医药,他拥有极重的话语权与影响力。
从某些角度看,这一类型的二号位更像是一个制度化的经营权节点。接班可以像预案一样推进,前提是创始人愿意真放权。不少国内投资机构中虽有二号位,但权力仍然集中在一号位手里。
第三种,个人IP 单核,强梯队。
红杉中国是这一类型的样本。沈南鹏作为创始人的IP强度和公众影响力,使得任何单一合伙人都难以被外界视为对等的“二号”。
沈南鹏2026 年福布斯 Midas List 全球第二,自 2012 年起连续 15 年上榜、四次登顶。他在官网显示职位是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。他身后有一批强合伙人,但强梯队可以产出Midas 级别的投资人,却未必产出被制度确认的“二号位”。
从红杉中国官网的管理团队页面中,周逵、刘星、孙谦等人并列显示为“合伙人”,没有层级上的区分或接班暗示。从某个角度看,红杉中国的模式,本质上是用强梯队来对冲二号位缺失的风险,而不是用明确的二号位来解决传承问题。
第四种,投委会集体决策。
国资背景的投资机构,以及各类母基金管理人,普遍采用投委会集体决策。二号位被稀释成”每个人都是 1/N 号位”:没有人能单独决定投什么,也没有人能单独决定不投什么。
这套机制几乎消灭了关键人风险,代价是几乎同时消灭了超额回报所需的个人锐度。它更适合管理规模、控制回撤、满足国资LP 的合规要求。但它很难长出Midas 榜式的一号位。
因为超额回报往往来自某个人在某个时刻的、无法被委员会复制的判断。
如果说投委会是用委员会稀释一号位,Benchmark则是用无层级取消一号位。它长期维持多名等权合伙人,不设CEO、不设平台团队、不养庞大的投后体系。它用“没有二号位”的方式解决了二号位问题。因为没有层级,也就没有继承。
整体来说,上述模式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权衡:安全感与锐度不可兼得。机构的抗风险能力递增,而产生一代号位的概率递减。每种模式都是某一代创始人在某个约束条件下,用自己最信任的方式对”我会离开吗”这个问题的回答。
有投资人认为,如果要检验任何一种模式,其实不必看头衔,只看三件事即可:创始人突然缺席的第二天,谁能签字?carry 怎么分,二号位是不是真正的合伙人,而不是高级雇员?下一期基金募资时,LP 见的是谁?
这三个问题都答得出来的机构,才真正拥有二号位。否则拥有的只是一个称谓。
这和资深投资人王明的观点异曲同工。
王明对「高见Pro」表示,“有没有明面上的二号位不重要,重要的是看一号位让渡了什么?是执行权、判断权,还是信用。走到第三步才算数,硬标准是他能不能自己募到下一期。”
为什么投资机构更难有”二号位”?
一个更根本的问题:为什么在制造业、在互联网公司、在投行,二号位可以靠制度和序列稳定生产,而在一级市场,它总是稀缺品?
“这取决于二号位的定义。大内总管类的二号位,同一号位搭档是常见的。如果是投资见长、甚至还功高盖主,除非一号位退让,否则舞台中央只能有一个最重要的人,这也是LP 最看重的人。”一位投资了多支基金的LP透露。
如果将视角放在行业属性上,你会发现,这个行业是“人合”,而并非“资合”。
一家芯片公司可以靠CUDA 生态、专利、产能和现金撑过创始人的缺席;一家基金不行。基金的核心资产,是投资人的行业认知、对未来的判断,以及和创业者之间长期积累的信任。
前者的价值多体现在资产负债表里,后者的价值则更多储存在人本身,以及人和人的关系里。公司可以靠制度延续,基金大概率需要靠人延续。
更关键的是,投资判断属于典型的默会知识(tacit knowledge),为什么某个项目在尽调时被否掉、为什么某个创始人值得加注多轮、为什么某个赛道在看起来最热的时候要退,这些几乎无法被写成SOP。
这些判断依赖的是长期实践中沉淀的直觉和模式识别能力,而非一套可复制的决策规则。
换个角度看,一个二号位的真正成形,不在任命那天,而在他跟着机构投过多个项目、甚至一起错过几次机会之后,那些共同经历沉淀下来的信任,才是他升任一号位时获得团队认可的来源。
这也解释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:一级市场里”空降”的二号位几乎全部失败。它或非能力问题,是时间问题。而时间恰恰是这个行业最贵的成本。
更隐蔽的是一道验证死循环是,一个候选人要证明自己,得完整走完一只基金的投资期和退出期;而一些 LP 要确认他“行”,还得再看下一期基金的成色。两轮验证加起来接近十年,等他终于被确认时,下一轮技术周期已经开场,题目又换了。
基金的生命周期,比人的职业周期短得多。
一般来说,一只基金的周期短则6、7年,长则10年。一位投资人从入行到形成稳定判断,需要8 ~ 10 年;从合伙人到能独立代表机构,还需要 5 年。也就是说,一只基金的完整周期,只够培养半个二号位。
而机构交接多会撞上募资窗口,LP 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之一,恰恰是”新一期基金 + 新一批管理人”同时出现。
如果把这个尺度和技术周期叠在一起,你会看到更残酷的规律。
PC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、AI,每一轮技术浪潮大约12 至 15 年,恰好等于一代 GP 的黄金期。每一次技术换代,几乎都会重排一次机构座次,而重排的胜负手,往往不是谁抓住了风口,而是谁在风口到来前完成了交班。
国内创投圈还有一层独特的拉力。
过去三年,一级市场的资金来源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:美元基金退潮,国资与产业资本成为主要出资人。国资LP 的诉求是去个人化、可问责、可交接;
这一诉求有清晰的制度传导路径。
在2026 年出台的相关政策中,将政府投资基金与国企投资基金纳入穿透监管框架,国资LP 的治理责任显著加重。在管理人遴选环节,多地国资LP 普遍要求在 LPA 中锁定“关键人士”,实务中常见少则三名、多则五名的安排,投资期内不得退出,半数以上变动即触发强制退出或重大违约条款。
需注意的是,关键人士锁定是LP 与 GP 之间的商业安排,并非监管或基金业协会的合规强制要求。
而超额回报的历史,几乎全部由个人化产生。这构成中国一级市场未来十年最深刻的结构性矛盾。
事实上,国内第一代人民币与美元基金从零建立信用时,唯一可抵押的资产就是创始人的认知以及投资判断记录。这套投资逻辑的效率高,决策链路短,品牌溢价最集中,但它的产出恰恰是国资LP 最警惕的那种结构:关键人一走,基金价值或将大幅缩水,相应风险提升。
国资LP 要的是可问责的系统,回报要的是不可替代的人。二号位就站在这条裂缝的正中间。
个人LP张澜认为,这个矛盾最终要落到人身上。
“二号位也好,第二层梯队也好,考验的是机构老大的格局和吸纳人才的能力。就像GP投资创始人时,要看他能否吸纳和留住关键人才,甚至比自己某些方面更强的人才,这样的创业者才有机会获得投资。LP选择GP 时也类似。”张澜表示。
他用选创始人的标准选GP:没有格局的一号位,撑不起有梯队的机构。“对于有一定规模的基金,如果没有人才梯队,很难想象会穿越周期,并且能够在不同板块始终表现优异。”
机构化,还是明星化?
当LP 希望甚至要求GP机构化,而回报高度依赖于明星化。于是出现了一种双向运动。
一端是明星合伙人自立门户。比如曹曦从红杉中国出走、以Monolith 砺思资本重返 Midas List;梁颖宇离开启明创投后以汇珩资本完成 2 亿美元首期募集。LP 的买单逻辑被概括为“为经过验证的投资人定价,而非为赛道热度买单”。
明星合伙人单飞,带着自己的判断记录去别处成为一号位。国资LP 在遴选环节拼命锁定的那个“关键人”,在市场化募资的另一端恰恰是最具定价权的资产。
另一端是老牌机构加速平台化。
在 Botha 被“逼宫”出局不到一年后,红杉美国宣布募资约 100 亿美元新基金,同时关闭伦敦办公室、终止 Arc 加速器与 Scouts 计划、合并早期与成长期投资团队,把合伙制拍平。
a16z 走得更远:用运营团队、政策部门、媒体能力把机构本身做成不可替代的平台。
老牌机构的平台化,本质上更像在尝试回答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:能不能把“那个人”的判断力,拆解成组织可继承的资产?
对于这一问题,曹曦和梁颖宇的选择说明,至少在一部分人身上,答案是否定的。红杉美国和a16z 的组织动态也说明,即便在制度最成熟的市场,这个转化也远非坦途。
如果把视线再拉长一点,二号位其实是一条被反复走过的路径,只是不同行业走在不同阶段。

家族企业用血缘解决它,华尔街用MD 晋升序列解决它,硅谷用”创始人 + 职业经理人”的组合解决它。
一级市场之所以显得特别困难,是因为它同时具备两个特征:高度依赖个人判断,又必须以机构名义向LP 承诺存续。前者让它像作坊,后者逼它做百年老店。
回到开头。黄仁勋用30多年证明了一件事:没有二号人物,也能把公司做到四万亿美元。一级市场证明了另一件事:投资机构没有二号位,也能募到钱、投出独角兽。
但这两件事都还没证明第三件:没有一号位之后,会怎样。
不同的是,英伟达已经开始被迫回答这个问题。克雷斯的临时班底、尚未结束的独立调查,答案仍未揭晓。
一级市场迟早也要回答。
“潜在的二号位本人,比LP更关注这个问题。因为LP只在募资和出事时问一声,人家是天天在算留,还是走。”资深投资人王明表示。
(注:文中张澜、王明为匿名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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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钛媒体